5A05铝板 铝块 薄板/厚板专业铝合金板DIY非标生产CNC加工定制工装零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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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政治哲学的视野里，社会政治生活是否优良在根本上只能用道德意义上的对错来说明。近代以来的政治哲学家，无论是以边沁(Jeremy Bentham)和约翰?密尔(John S.Mill)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思想家，还是以康德(Immanuel Kant)为代表的义务论思想家，都把道德上的对错看作重要的评价标准，即使是把“功利或大幸福原则”当作道德信条的功利主义思想家，所关注的也是国家应该如何增进社会大众幸福的问题(17)，这在根本上还是道德问题。也就是说，社会政治生活的正当性，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行为对错，只能通过道德的尺度来说明。

当然，现实的政治过程并不是孤立存在的，它影响到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因此，有关现实政治的评价标准也应该是多元的，例如经济增长的快慢、人均收入的高低、贫富差距的大小等等，都是衡量社会生活质量的指标，在任何时候都没有理由否认这些指标的重要意义。但是，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来看，所有这些都是现实的政治过程带来的社会效果，其在道德意义上的正当性同样不是自明的，也仍然需要理性的验证。

在政治哲学领域里建立起来的政治评价标准，是独立于现实政治过程之外的标准。世界上没有什么事物可以用自己来说明自己，现实生活中的政治也是如此。对于生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们来说，如果想要知道现实的政治生活在怎样的程度上是优良的，他们只能在现实的政治过程之外去寻求一个客观的尺度。这一尺度，只能在人们理性反思的过程中建立起来。

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曾有一桩公案，即南宋时期朱熹与陈亮之间关于王霸问题的论辩。所谓王道，是指符合道义原则的政治，而霸道大约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强权政治。在倡导王道、反对霸道这一点上，朱陈二人没有什么分歧，但对判别王霸的标准有着各自的理解。朱熹认为：“尝谓天理、人欲二字，不必求之于古今王霸之迹，但反之于吾心义利邪正之间，察之愈密则其见之愈明，持之愈严则其发之愈勇。”(14)对朱熹这段话，陈亮则讽之为“诸儒自处者曰义曰王，汉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”(15)。简单地说，朱熹认为判断好与不好的政治标准，不应该是以往历代王朝的事功成败，而应该是人们在主观上认同的原则，而陈亮的主张恰好相反，他认为判别王霸的标准应该是古今帝王的事功，而不应该由诸儒根据自己的偏好来确定。在以往的思想史研究中，许多人认为陈亮是主张实功实利，而朱熹则是空谈义理，这是一个不小的误会。

如果说“不求之于古今王霸之迹，但反之于吾心义利邪正之间”是很有主观性的说法，那么，陈亮以古今帝王的事功来判别王霸，也同样是思想家的主观选择。从表面上看，陈亮的主张更有符合历史实际的意味，但把古今帝王的功业作为政治评价标准却有其内在的理论风险，如时人所说，“功到成处，便是有德，事到济处，便是有理”(16)，其逻辑结果必然是成者王侯败者寇。两相对照，朱熹的主张显然更富于思想家的理性精神。